[转贴]看完绝对笑翻你~日本一牛人滴往事
这里的故事全部是当时真实事件~米想过小日本还出鸟介么个牛人!让偶们记住介个名字---辻政信(SX+战争狂人)人称“豺狼参谋”，“士官学校阴谋事件”，“诺门坎事件”，“马来战役”，“菲律宾战役”，“缅甸战役”...........说起“蝗军”的这些二战史，都是介个辻参谋一个人挑起的。
感谢原文作者: 冰冷雨天
注: 这篇东西曾在《世界军事》杂志上分三次连载，但就是《世界军事》只能给出大约三万字的篇幅，其余部分就只能删除了，在这里全文贴出，以飨读者。
辻政信其人日本少壮派“小樱会”成员，同时也是“东亚联盟”的骨干分子，“八纮一宇”、“皇道主义”的忠实信徒，他曾经为日本军队完成了很多艰险的作战使命，在日本旧陆军军官眼中，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的军人，因此他成了许多日本法西斯青年军官崇拜的偶像。
辻政信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此人工于心计，在军校时总善于独出心裁表现自我。在夜间集合行军时，别人总是尽量减少辎重，而辻政信却带上全部家当，还特意在铺盖里塞上几块砖头，后被教官发现，成为“学生的榜样”。
1932年上海事变时，辻政信是第9师团的一名中队长，在上海郊区大场镇一役中受伤，因“重伤不下火线，并指挥连队有方”受到师团长植田谦吉的表扬和信赖。
1936年，植田谦吉升任关东军司令官时，将辻政信一并带到了关东军。辻政信此时已升为少佐，担任关东军作战参谋的要职。在诺门罕战争中辻政信可谓战争的积极鼓动者和参与者，整个战争期间他始终待在诺门罕战区指挥部，甚至还随机参加了轰炸塔木斯克机场的行动。诺门罕战争失败后，调任中国派遣军继续服役。用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的话来说：“辻政信体力旺盛，精力充沛，言有说服力，动有实行力，是个杰出的人才。”可参加过诺门罕战争的日军下层官兵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正是由于辻政信好大喜功、盲目制定《满苏国境纠纷处理纲要》才诱发此次战争，使1.8万名日军葬身异国他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辻政信又策划制定了“马来奇袭作战”计划，1942年2月8日，一举攻下了大英帝国在远东的桥头堡新加坡，令8.5万名英军投降。后来，辻政信下令在新加坡屠杀了4万名华侨（新加坡中学教科书记载），并在缅甸战场粮食短缺之时，让部下生吃英国战俘的人肉（日军片仓源少将战后证实了此事）。连号称“马来之虎”的日本第25军军长山下奉文中将都对辻政信这些行为感到惊讶，认为：”辻之人欲望强烈，奸诈狡猾，是个善于耍小才的人，非国家有用之大才。”
瓜达尔卡纳之战时，辻政信也是主要策划者之一，日本战史认为辻政信应为此役2万多名日军的死负责。（诺门罕和瓜岛之战可谓日本陆军史上败得最惨的两仗，竟都出自于辻政信一人之手，真可谓“大手笔”。）
日本战败后，辻政信得知其被列为战犯而受通缉时，忙化名“青木宪信”，装成一名日本和尚在泰国和中国躲了三年，并以军事顾问的名义悄悄帮助蒋介石打内战。
1950年战犯解除通缉后，辻政信返回国内，竟于两年后当选为日本国会议员。
1961年，辻政信以“对东亚进行实态调查”为由（一说是为挖掘日军在战争中隐蔽起来的黄金）去了东南亚，不久在老挝被老挝人民解放军抓获，以“间谍罪”被枪毙。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那个诺门罕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左旗阿木古郎镇以南60公里处。现在属于诺门罕布日德嘎查（就是诺门罕湖村的意思）。如果把中国版图比作雄鸡的话，诺门罕就在那鸡冠下面凹进去的鸡颈部份。一条叫哈拉哈河的河流自北向南流过，把草原分成东西两部分，河的西面外蒙古是比东面内蒙古高的台地。据说大清的时候有个叫诺门罕的喇嘛住在那里的一个湖边，因此而得了名。那是一片草原，除了游牧民外没有人，直到2001年的调查，这片33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也就只有80户人家，共251人。
关东军主张这地方的内外蒙古边境是沿着哈拉哈河，而外蒙古则主张边境在哈拉哈河以西大约20公里的地方。外蒙古的主张根据是大清划的边界，这条边界从1734年开始到1908年划了好几次，伪满“外交部”和“治安部”在1937年6月找了几个历史学家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在这一代调查。调查的结论是无论是从历史文件还是在现场发现的表示边界的“敖包”，都证明外蒙古的主张有理。这份调查报告打印了30份，分别送交外务省，陆军省，参谋本部，关东军和伪满的有关部门。
但关东军不干，关东军的依据是1918年一次大战后出兵西伯利亚时从苏军那儿缴获的一张八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面标有内外蒙古在这一带的边界是哈里哈河。
关东军认为外蒙古是苏联的属国。但是就不去想在台面上苏联终究是第三国，苏联的地图怎么标怎么能在台面上亮出来作为力争的依据呢。更让人想不通的是，地图事件上关东军知道外蒙古是苏联的属国，而要和外蒙古人干架时又忘了这一点了。这有点日本人的天性：凡事只想对自己有利的。
现在对辻政信什么最有利呢？打一仗，立一功，彻底洗刷掉“陆军士官学校阴谋事件”的耻辱。所以1939年4月辻政信在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的名义起草下达的一份叫做《满苏国境处理纲要》的文件中赫然写着：“对于国境线不明的地区，防卫司令官要自主认定国境线并将其明示一线部队。。。。。。一旦发生冲突事件，无论兵力多少地域情况如何，一定要取得胜利”。什么意思？所谓“国境线不明的地区”不就是容易发生冲突的地区吗？在这种地区把权力下放给师团长及其以下“防卫司令官”，除了是在有意挑起冲突外没有别的解释，而且还“一定要取得胜利”。
“诺门罕事件”的时代背景就是这样。
1939年5月11日，几十名外蒙骑兵渡过了哈拉哈河，和当地的伪满军队发生了武装冲突。由于寡不敌众，外蒙骑兵退回了哈拉哈河西岸。
第二天，大约有700名左右的外蒙骑兵大举渡河，到了诺门罕附近扎了下来。伪满军不行了，向皇军大哥求援。当时驻扎在海拉尔的是日军第23师团，日本的师团的战斗力如何，看番号便知。1916年当时有一个近卫师团和编号从1到20个的师团，那全是老部队，有战斗力。其他番号的师团都是1938年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建立的，总共有192个，编号最后的是1945年4月编成的第335师团。
这个第23师团是1938年4月在熊本开始编，到7月份才遍成的，历史才只有10个月。日军师团分三种：常备师团，特设师团和治安师团，第23师团是日本陆军第一批三联队制师团，就只辖有三个联队，兵员一万二千人。而常备师团的满员兵力是二万五千人，其中60%步兵，余下的为骑兵，炮兵，辎重兵，通讯兵和卫生兵。特设师团顾名思义，是“因为特别需要而增设出来的”，所以和常备师团差的最大就是这个比例。举例说如果常备师团的炮兵力量为100的话，特设师团就只有62，而只能担负维持占领区治安任务的“治安师团”则只剩下44了。
头年7月份，这个第23师团编成后被拉到满洲，可是没房子住。整个师团拆得七零八落地上别人家借住，1938年底才刚到海拉尔。住在别的师团那儿的时候由于没地方，根本演习不起来，最多走走步伐什么的。到了海拉尔了，天寒地冻，入境随俗这帮皇军也就猫了冬。到年初刚开始演习。别说师团单位的演习，就连联队单位的演习都没有进行过，到诺门罕事件为止，最大规模的演习单位是中队（连）。
就是这样一只菜鸟师团，还碰上一位不知道自己是菜鸟的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小松原是搞情报出身，做过驻苏武官，后又在参谋本部从事对苏谍报，当过哈尔滨特务机关长，他认自认全是“陆军第一苏联通”，这次是第一次外放到野战部队当主官。
可是这个“第一苏联通”，居然没想到蒙军后面肯定有苏军，派了骑兵联队长东八百藏中佐带了一个轻装甲车中队（连）和一个骑兵中队加上伪满兴安骑兵第八团的一部分共六百多人5月13日从海拉尔出发去了诺门罕。这时在海拉尔的第二飞行集团（原来叫关东军飞行集团）也不甘落后，出动了轻轰炸机对蒙军进行轰炸，所以当东支队赶到诺门罕时，外蒙军已经撤到了哈拉哈河以西去了。
东八百藏以为完成了任务，留下伪满骑兵看守，自己带着日军于15日回到了海拉尔。
可是跟着来的报告是：“外蒙骑兵又过了河，把伪满军轰跑了。”废话，那是人家的地方，人家可不还得来嘛，但小松原中将不这样认为。现实情况怎么样与他无关，与他有关的是那个《满苏国境处理纲要》中的“一定要取得胜利”这句话。
大凡在一个方面做顺了的人，往往会产生一种自己什么都行的错觉。这位被尊为“陆军第一苏联通”的小松原中将就是这样，头一次到野战部队，想建个奇功。听辻参谋说他亲自坐飞机越境侦查过，那外蒙古军就只有400人。根据辻参谋的计算公式是皇军士兵以一当十，就只要一个中队（连）就够了。但这位小松原中将还算谨慎，派了第64联队（团）再加五个中队（连）在联队长山县武光大佐的带领下，跟着辻参谋就出了发，于1939年5月21日下达了攻击命令。
应该说当时关东军航空集团飞行员的素质不错，但是和日本人的其他方面一样，这个“飞行员素质不错”也有一个漏洞。战斗机轰炸机的飞行员素质确实不错，这点在以后的实战中能够得到证明，但是日军一直轻视情报，这点在飞行员的配备上也一样，侦察机飞行员的素质是飞行员中最差的，后来就知道了，侦察机得来的情报可信率几乎为零。当时日军面对的外蒙古军是一个步兵师，一个坦克旅外加一个机枪营，而不是400人。
而日军出动的全部兵力是两千零八十二人，装甲车辆一辆没有。就这两千人还兵分两路，一路是上次的东中佐带了两百人从阿木古郎宝力格出发沿哈拉哈河南下抄外蒙军的后路，山县大佐带主力沿东西走向的胡鲁斯台河（哈拉哈河的一条支流）自东向西进攻，最后把外蒙军消灭在日本人叫“河又”的两河交汇处。
先不说这个不知己不知彼的杜撰作战方案有多荒唐，陆军大学校26期毕业的皇军精英山县大佐就连这个计划都不会执行。他把本来就不多的兵力在宽达25公里的战线上分散开来，说是不让外蒙军又溜了。就这样自己带的大概一千人走着走着又有一个大队（营）走没了，因为草原上没有明显的地标，那个第三大队走到几乎10公里以外去了。
山县大佐发现走丢了人就慌了，做出了一个没人知道原因的决定：把原来准备和东中佐汇合的地点从河又改为东方5公里的733高地，更有趣的是这个决定因为通讯设备坏了，所以没人知道，在海拉尔督战的辻政信不知道，当事人东八百藏中佐也不知道。
东中佐带了人很认真地就奔目的地而去了，28日晚上到了“河又”。可是等来的不是计划中被山县大佐驱赶过来的外蒙散兵，而是在哈拉哈河西岸居高临下的四门120口径重炮（后来又加了四门）和无数的迫击炮，山炮，野炮及其39辆坦克掩护下的挥着马刀的外蒙古骑兵。
就这样东中佐居然还能坚持了一天一夜，中间还缴获过两辆外蒙装甲车，开着和外蒙军对打。这段时间里东中佐派出过七次斥候去寻找联队主力。除了在路上被打死的，活下来的在战斗结束以后都是满腔怒火地在讲笑话给大家听。
东中佐的副官金武在河又以北5公里的地方找到了走迷路了的第三大队，但是日军的传统是不能向友军求援，因为这是“必胜的信念不坚定”的表现。所以只能请求第三大队的谱久村少佐请求帮忙向河又的浮桥进攻，可是谱久村少佐正为找不到联队主力而犯愁呢，根本不理这个茬。
其实联队主力就在东中佐身后两公里的地方，山县大佐正从炮瞄镜里看着东中佐们被包饺子，为什么不去解救，现在则是一个谁也不知道的谜。东中佐最后派出的斥候鬼塚曹长花了两个多小时找到联队主力时已经是29日晚上六点半了，报告完情况，鬼塚曹长向眼睛凑在炮瞄镜前面的山县大佐的背影敬了个军礼转身就要回去，这时大佐在背后说话了：“现在去哪儿？”
“回阵地。”
“别回去了，现在他们正在最后冲锋”。
鬼塚曹长在手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不知道联队长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在海拉尔等捷报的辻政信参谋等了两天不见回音，知道大事要糟。30日下午赶快直奔河又去看看虚实。半路上遇到了最后冲出重围的一个会计军官带着三个兵倒在地上，看到辻政信哭哭啼啼地报告：“东支队全灭了”（日军的“支队”不是正式编制，10个人能叫支队，几个联队也能叫支队，只要是团伙就行。）
辻政信大喝一声：“住嘴，谁说东支队全灭了，你们四个人不是还在吗？东支队还在，谁也灭不了！”
嘴是挺硬，可是心里直打鼓：山县武光会不会也被全灭了？可没人知道山县主力在哪儿。正在这时，发现几辆回海拉尔拉炮弹的日本军车，拦了一辆下来去找山县。
到了山县指挥部，发现山县离东中佐的阵地就只有两公里，辻政信可真急了：“八嘎牙鲁，你和东是陆士同期，你就见死不救，在这里发了两天呆？你现在准备怎么办？”这叫先下手为强，山县武光确实是作战无能指挥无方，这两天里除了打打手里的那三门75mm联队炮之外确实没有干什么主动进攻，而那三门75口径的联队炮射程只有六千三百米，外蒙军的炮阵地在射程之外，加上哈拉哈河的西岸地形又比东岸要高出将近一百米，所以根本就压制不了外蒙军的炮火，反而一直被人家打的抬不起头来。但要知道这个根本就是胡说八道的作战计划就是辻政信本人制定的，山县武光就是出击，也只是苏蒙联军的优势炮火下的活靶子而已，现在山县的拙劣表现正好使得人们注意不到这个计划本来就是在扯淡。
辻政信到炮瞄镜前面看了看，外蒙军已经又撤回河西岸去了。于是辻政信转过身来对山县说：“听我说，这样下去死路一条。今天半夜大家跟我发动夜袭，说什么要把尸首抢回来，特别是东中佐的尸首。明天我回关东军司令部，传媒的消息我来发布，就说山县支队发动夜袭，战果赫赫，把外蒙军驱逐了出去，怎么样？”
神志惶惑的山县大佐还能怎样，跟着点了点头。
到了半夜，辻政信带着山县主力的七百多人，向哈拉哈河摸了过去。但是茫茫沙漠草原，没有任何地标，又不敢打开照明，不知道究竟到了东中佐的阵地没有。河对岸灯火通明，坦克装甲车老是轰隆隆地开来开去，被他们发现了可不是玩的，在这种地形，几发照明弹往天上一打，那就只能等那个不怕死的来为自己们收尸了。
到了三点钟。草原的天亮得早，再有一个小时天就快亮了，山县担心被外蒙军发现，来和辻政信商量，说看样子晚上找不到了，再不赶紧撤到敌人炮火射程之外就危险了。辻政信也觉得有点道理，正要同意，就闻的一股臭味随风飘来。辻政信将手一挥：“跟上”，顺着臭味飘来的方向就爬了过去。就闻得越来越臭，越来越臭。最后辻政信果断地说：“就在这里了，打开手电筒”。
在手电筒的照明下，一看眼前的景象，饶是上过战场的辻政信也惊呆了。
两百多具尸体都被摆成了一个圆形，东八百藏中佐在最中间。一半以上的尸体被烧得漆黑，卷成了一团，不知道是苏式重型坦克上配备的火焰喷射器直接烧的还是浇上汽油烧的。头回上战场的山县大佐，吓得闭上了眼睛不敢看，就是在上海，太原的枪林弹雨里闯过来的辻政信也是头一次看到这么可怕的景象。辻政信定了定神：“三个人一具，一具尸体不准留下，全部抬回去”。
无能无方的山县大佐和勇敢讲义气的辻政信少佐的落差，下级军官和士兵们都看在眼里。他们看不到的是正因为有了辻政信的“勇敢”，才有了他“讲义气”的用武之地，才有了山县武光的“无能无方”，才有了东八百藏支队的“壮烈玉碎”。
这就是所谓“第一次诺门罕事件”。
6月2日的《东京朝日新闻》的新闻标题是：“五月三十一日清晨五点，残余外蒙兵被完全驱逐出哈拉哈河国境”。内容是：“从二十八日开始的战斗重创敌军，仅遗弃尸体就多达三百多具，推断敌人死伤人数达七百人以上”。
6月3日的新闻标题是：“白刃突击战，壮哉，东部队长之战死”，内容里看不出一点东支队“全灭”的事实。
5月30日22点35分，山县支队还没有出发为东支队去收尸的时候。关东军司令部收到一份署名为参谋次长中岛铁藏中将的电报：“庆祝诺门罕方面贵军取得的赫赫战果，如今后该方面敌军有增兵或入侵企图，请及时通报贵军的计划，使用兵力及需往满洲增派的兵力和器材”。
原来服部卓四郎和辻政信已经联名发电报告了“虽然死伤超过两百，但还是在对岸高台敌人重炮的轰击下在河又地点坚持战斗，最后终于坚持到主力赶到后包围了敌人，全歼敌军七百余名”的“战果”。
为什么这二位如此大胆敢伪造战果往参谋本部报告？这一点很不奇怪，可以说服部卓四郎和辻政信没犯什么大错。1929年修改的日军《战斗纲要》上对战果报告是这样规定的：“必须注意不能有损于必胜的信念的有害无益的言行举动”。这种胡说八道是军事条令许可或者换言说是要求的。 山县联队撤退以后，苏蒙联军于六月十八日正式进驻哈拉哈河东岸，捎带着把诺门罕一带的伪满军也赶上了大兴安岭。苏军的轰炸机也把周围的日军军事仓库全给炸了，光甘珠儿庙一带日军贮存的汽油就给苏军炸掉五百桶。日军的空中侦察表明这一带的苏蒙军兵力有十几门高射炮，二十几门大炮，三十几辆坦克装甲车，五百辆汽车左右。
和所有的类似事件一样，是就此罢手还是再接着赌一把就在关东军司令部，陆军省，参谋本部里掀起了一个大鸣大放的大高潮。
陆军省军事课持不扩大事态的态度，课长岩畔豪雄大佐的意见是首先大陆战线日益扩大，腾不出手去和苏联人扯淡，再加上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长山下奉文中将还嫌事情不够热闹，又扯出了一件“天津英租界封锁事件”出来，现在美国也大有加入的势头，先不管口头上“大日本帝国”怎么牛，同时和几个大国吵架总不是一个聪明主意。
英租界事件是怎么回事呢？英国当时在整个中日战争中还是持中立立场，没有公开介入。但是默认租界内国共两党的情报机关活动，而且通过英资银行向中方提供资金。1939年4月9日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兼伪津海关监督程锡庚被抗日锄奸团暗杀，英租界当局拒绝向日军引渡凶手。山下奉文就在6月14日用通电铁丝网将英租界围了起来，在进出口处将英国人在大庭广众下扒光了抄靶子。
这时候正好日美间在谈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本家大叔丢了面子，美国人也不干了。这个谈判进行不下去了。最后还是以英国人让步的方式结束了这件事，7月22日英国人同意取缔英租界内的抗日共产分子。正当日本人在欢呼“英国佬投降了”的时候，7月27日美国政府正式向日本政府照会美国中止《日美通商航海条约》，给了日本人一记闷棍那是后话了。
关东军可不这么看，尤其是作战课的服部卓四郎和辻政信两位参谋。“大日本帝国陆军”从1871年成立以来还没有在对外战争中吃过亏，更不要说这次是对一个人口只有八十万的蒙古了。辻政信说：“对于旁若如人的苏蒙方的行动，一定要在一开始就痛加打击。如果关东军表示出决心，不但可以封杀苏蒙的野望，也能打开日英谈判的僵局”，一开始并不同意扩大事态的课长寺田雅雄大佐面对着这种“政治上正确”的豪言壮语，也只好同意。总之，这个场子一定得找回来，无敌的皇军不能这样吃哑巴亏。
当时关东军估计苏军是步兵9个大队，火炮120门，坦克150辆，飞机150架，汽车1000辆，再加上蒙军两个师总共30000人的兵力。（其实是兵力57000人，坦克500辆，装甲车385辆，火炮542门，飞机515架）。辻政信的计划是出动日军一个师团，炮兵力量加强一倍，第二十三师团没有实战经验，是不能用了，起用精锐的第七师团再加上整个第二飞行集团。
关东军的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看了这个计划以后，提出了特别关东军的意见：“上次是小松原打正面，这次换上第七师团，小松原的面子上不好看，这次还是让第二十三师团去吧。”
总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没反对这个计划，就是说这么大的事情还是得和中央省部（陆军省，参谋本部）商量商量，于是就上报到了东京。
东京也是争执不下，到最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拍了板：“只是一个师团的话，就不要那么烦了，让关东军去吧”。
好轻松，“只是一个师团的话”。这句话极其有名。日本人只要回忆战争，就会提到这句话。要知道当时日本陆军的师团总数是这样的：一个近卫师团加上番号为1-20的常设师团但其中番号为13，15，17，18是“特设师团”，还有新编成的21-23这三个特设师团。全部折算成“常备师团”的话就只有20个。陆军大臣一句话，百分之五的军队就可以不要了。
东京这边还在扯皮做算术的时候，关东军的捷报又来了。6月27日，第二飞行集团对外蒙古的达姆斯克空军基地实行空袭，炸毁击落苏蒙联军各类战斗机轰炸机达150架。就连一直赞成作战的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大佐接到关东军的报捷电话时也跳了起来：“八嘎丫鲁，这是什么战果！不是跟你们说了先不要动，空袭外国内地要经过天皇批准，你们知道不知道？”把电话那边的关东军作战课长寺田给吓得浑身发抖。
辻政信接过了电话，从容不迫地说：“苏联飞机先炸的甘珠儿庙，所以关东军只是在采取战术手段，军司令官批准就行，没必要报送天皇。如有问题，所有责任我一人承当”。
没人来追查责任，真要追查起来辻政信就得枪毙。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追查结果是参谋次长中岛铁藏中将命令关东军中止空袭的电报已经被辻政信撕毁，而且辻政信私自下达了空袭命令，发令栏里作战课长，总参谋长，司令官的签名全部盖着辻政信的图章。
但现在是漏子已经捅了，苏蒙不会善罢甘休，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了，打就打吧。
第二次诺门罕事件，就是这样由辻政信下令打了起来。
这次的作战计划，和上次大同小异。只不过这次出动的兵力多，而且吸取了上次没有装甲兵力的教训，派出了装甲部队，增强了炮火支援。在辻政信看来，如同杀鸡用牛刀一样胜券在握。既然如此有胜利把握，干脆就把仗打到对面家里去，砸了他的瓶瓶罐罐再说，于是这次第23师团主力干脆渡过哈拉哈河，抢占高地，以逸待劳，在河西岸等待被由安冈正臣中将指挥下的主要由机甲部队组成的安冈支队驱赶过来的外蒙部队，在哈拉哈河东西两岸将其全部消灭。
辻政信到底知不知道他面对的苏蒙联军到底有多少？回答是半知半不知，或者说不想知道。他原来的估计苏军只有五个营，其余都是外蒙军队，其实当时回国述职的日本驻苏武官土居大佐正巧在西伯利亚列车上亲眼看见了增援部队，据他判断是起码两个机械化师。可是当他警告辻政信“一定要内地增援坦克和飞机，否则作战困难”告时，辻政信居然对他说：“回东京以后可千万别乱说，要不然那些少壮军官会把你宰了”！辻政信是不是有点神经错乱了？不是，基本上来说他对苏军的估计符合当时日军的常识。
辻政信是这么算的：在诺门罕作战对日军来说已经到了极限。因为日军缺乏机动运输能力，大兵团作战区域离开铁道线不能超过250公里，而诺门罕离最近的铁道线是240公里，所以说这是极限。反过来看苏军呢，最近的铁道线离哈拉哈河地区也有750公里，因此在辻政信看来就算你老毛子汽车多个几辆，撑死也就只能供应一个师团，增兵多少个师团也是空的数字而已。所以在辻政信看来日苏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既然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俗话说“两军相遇勇者胜”，而皇军的勇敢据说是规定了，那么皇军不胜还有谁能胜。
就这样，小林恒一带着冈本德三大佐的第71联队和酒井美喜雄的第72联队从6月20日开始就出发了。第23师团不是还有一个山县武光的第64联队吗？因为上次山县联队过于勇敢，所以这次不舍得用，留在海拉尔了。从齐齐哈尔找来了第七师团的第26联队，联队长须见新一郎大佐。这帮被称作“步兵团”，这里的“团”字不是中国军队里那那个军事编制，而只是“集团”的意思，解说成“团伙”也行。觉得“支队”不合适的时候就用“团”字。
汽车不多，先拉了一个大队和两个中队去抢占河东的要点阿木古郎，将军庙和甘珠儿庙，其他将近一万人就走着去。有日本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日本人出门行李多。皇军们也不例外。当时日军的标准步兵行装是37公斤，包括一支三八大盖和240发子弹，还有手榴弹，燃烧瓶那些杂碎加上铺盖什么的。一般日军行军带两天口粮，吃完了就去抢，但这次也知道草原上除了大老鼠以外没有可抢的对象，因此这次还得多带口粮。
后来活下来的日本兵回忆诺门罕，肯定会从那次倒霉的行军开始。出发时还挺精神振奋，结果走了整整一天回头一看，那海拉尔的房子还是清晰可见，这就叫“茫茫大草原”。皇军们一下子就都泄了气了：这得走到什么时候啊？
这还没完呢，草原特产有一件就是蚊子。那蚊子什么时候见过这么多活蹦乱跳的大活人？比黄鼠狼大耗子什么的滋味好多了，黑压压地就朝皇军轮番攻击上了。行李重，路途远，太阳晒，蚊子咬，第71联队出发时2400人，掉队的就有一千多人。
就这样走了整整六天，到26日半夜大部队终于到了渡河口。这当间坐汽车先到的先遣队已经被苏蒙联军给蹂躏的奄奄一息了，伸长了脖子等主力呢。累屁了的主力还得先救先遣队，然后再准备渡河。 这次是辻政信第一次主持编制作战计划，头一次干出点错是难免的，但是辻参谋这次的错出的太出格，不可思议。按理说一个经过战场的军刀组精英参谋不应该出这种莫名其妙的差错的，先从渡河讲起吧。
7月2日半夜，步兵团主力三个联队和一个野炮大队渡过了哈拉哈河，这次渡河就是一场富有想象力的笑话。按理一个师团渡河起码要有三座以上的桥梁和三个以上的保卫桥梁的高射炮中队，可是担负架桥任务的工兵第23联队是空着手的。架桥器材全被拿到中国内地去了，只好拿手里的训练器材来架桥，就这点可怜的器材还被田坂专一大佐的汽车第4联队黑灯瞎火地搬到两公里以外去了，卸完了车才发现。急急忙忙再装车赶路，到了渡口已经耽误了两个小时，这边工兵队将就着材料总算搭起了浮桥，但是因为舟船不够数，间距拉得太宽，所以汽车不能过，大炮不能过，更不要说装甲车和坦克了。就只能扛着37公斤行李的步兵过。
步兵们过了桥又懵了，这辻参谋从哪儿找来的风水宝地啊？原来辻政信从地图上看到这儿河道最窄，只有五六十米，就没想到地形：河对面是一片二三十米的悬崖！等到连滚带爬到了高地，苏蒙联军的坦克装甲车正成群结队在往这儿赶呢。整出这么大动静，人家不知道才见了鬼，于是没等渡河部队整顿完毕，就在渡口边上开了打。
日军坦克少，平时训练时用的是装甲车，一半以上士兵连真坦克都没见过。不过不要紧，这回可开眼界了，密密麻麻的苏联坦克，中间的间隙就只有5米，喷着炮火就从三个方向包围上来了。而渡河的日军不要说坦克装甲车，连炮都没有一门。怎么办，辻政信大喊一声：“坦克来了，准备肉迫进攻”。
日语的“肉迫”有点像中文的“肉搏”，人和坦克怎么个肉搏法？能，放坦克过去以后采用“杀猪捅屁眼”的办法是一种，抱着反坦克地雷愣往坦克履带里塞也是一种，往引擎上扔燃烧瓶也是一种，因为那时坦克用汽油发动机的多，很容易着火。但不管怎么肉搏，有一点是肯定的，人员伤亡低不了。
那边炮兵整个把渡口两岸改成了兵工厂。大炮过不了桥，只好在河东岸拆开来用舟船运过河以后扛上高地再重新组装。因为汽车和马都过不来，组装完了还得用人往前线拖，一门炮要用16个人。总算在上午十点半左右，第一门37口径的速射炮上了阵地。
日军的士兵训练质量不容轻视，就这么个菜鸟师团的炮兵，拉开炮架就打了起来。距离实在太近了，直接用十字镜瞄着就打。头十发炮弹就打掉七辆苏联坦克！牛不牛？接着打啊，打不了了。
只有六发炮弹了。
这门炮赶得太急了点，炮弹也带得太少了点。但是要知道37口径速射炮的弹药基数就只有60发。日军当时没有反坦克武器，从那一刻起37口径速射炮就成了日军的反坦克炮。但全师团带过河的就只有20门，根本不够用。而苏蒙联军到底有多少坦克呢？别急，这就要大概知道了。
辻政信在开战以前亲自坐侦察机在空中侦察了好几次。可能是近视眼的原因，据说那一带没有外蒙军主力，就些零碎部队，还有撤退迹象。再往后就干脆不让侦察机起飞了，说是不能打草惊蛇。
这次既然已经开打了，也就不用担心打草惊蛇。航空兵派了侦察机去侦察，前边说过侦察机飞行员的技术很可疑，碰上这位的技术还挺过硬，发现了离辻政信七公里的西边集结了400辆坦克，吓得他赶快回来报信。
技术好的飞行员肯定会遇到技术好的同僚。忙得昏头昏脑刚刚组装好炮的高射炮兵们看到从西边飞来一架飞机直扑渡口而来时，也顾不得看看机翼机身机屁股上有没有贴着膏药就开了火。高射炮兵的技术也不错，一个排射就把自己的侦察机打下来了。
那个飞行员不但技术不错，责任心也很强。被打栽下来了也没有忘记把通讯筒扔到阵地上。（那时没有报话机，侦察机得到的结果塞在通讯筒里往地上扔）边上有士兵捡了起来交给辻政信，辻政信打开来一看就骂了起来：“八嘎，被打下来活该，连数数都不会。航空集团怎么尽出这号人”。原来辻政信以为侦察机飞行员弄错了一个零，把40辆坦克写成400辆坦克了。
但是辻政信马上就知道飞行员没有弄错，弄错了的是他自己。因为他听到了火车汽笛声——苏联人修了临时铁道，这就解释了辻政信所无法相信的苏联人居然能解决750公里的运输问题，他们离铁道只有100公里。
就这样从7月2日到5日这三天，渡河日军的损失已经超过了一千人，不能再打了。随军渡河的三个参谋：关东军参谋副长矢野音三郎少将，作战主任服部卓四郎中佐，辻政信就和步兵团长小林少将，师团长小松原在一起碰头合计上了。矢野和小林认为渡河作战已经失败，应该撤退。辻政信没啃声，小松原倒发了狠劲，坚决不同意撤退。
小松原在一开始是反对渡河的，倒不是他怕死，而是因为他怕水。小松原是个秤砣，不会水，所以对渡河作战本能地反感，但是辻政信说：“如果第23师团不能主动请求渡河作战的话，关东军司令部将命令第23师团渡河作战”。受到这样的威胁，小松原也不会敬酒不吃吃罚酒了，还是争取个“要求进步”吧。但是到了这一步，小松原可真不服了，当初要过河不就是你们吗？
服部出来打圆场了。服部指出了一个事实：苏蒙联军随时可能切断浮桥。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这样做，只是他们还没有想到罢了，而不是没有能力。如果浮桥被切断，那渡河的三个联队的出路就是二中选一了：要么去靖国神社要么去战俘营。这下小松原不反对了。
其实服部之所以主张撤退，除了战局不利之外，他还掌握了一个情报：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桥本群少将到了将军庙，但没有渡河又回去了。
参谋本部没有同意诺门罕作战，只是默认了。但那种默认是以胜利为前提的，如果作战失败，那他们就肯定会被参谋本部作为替罪羔羊。所以服部想在还没有惨败以前全身而退。
辻政信从不反对服部的意见。因此在7月5日傍晚，由第26联队断后，第23师团又撤回了哈拉哈河东岸。
当初干吗要渡河？
还有，那个安冈中将的机甲兵团现在怎样了？ 战后在印尼的泗水市被枪毙了的乙级战犯安冈正臣中将担任这个战车兵团的指挥官之前是陆军战车学校校长，应该算是日本陆军装甲部队的专家，从这个专家身上就可以看出日军装甲部队的水平了。他手下的配置是这样的：野战炮兵第13联队一个大队12门炮加一个高炮中队四门高炮，一个工兵联队再加上四个汽车中队，主力是战车第三第四两个联队共80余辆坦克和十几辆装甲车再加上师团主力不要了的山县武光大佐指挥的第六十四联队。
7月2日在第23师团渡河的同时，安冈带着机械化部队从将军庙出发，到了指定集合位置和在等着他的山县会合了，得到的情报是：“根据飞机侦察，哈拉哈河东岸的敌人已经失去战意，有退却的动向”。上次按兵不动，见死不救的山县大佐这次赶快争取表现好：“我们应该赶快行动，占领河右的苏盟军渡口，起码也要破坏掉渡口，不然苏蒙军很可能在我们行动前退回西岸”。
安冈当机立断发出了命令：“山县联队向西追击敌军，第三战车联队予以配合，第四战车联队在第三战车联队的左翼配合，目标：河右渡口”。
这是个即使在情报正确的情况下也是极为错误的命令。要追击退却的敌人，自然要以装甲部队为中心，现在以扛了一大堆行李的步兵为了中心不说，两个战车联队的联系也一字不提，更牛气的是自己就在出发地扎了下来，没跟部队一起行动。
由吉丸清武大佐指挥的第三战车联队一出发就遭到了西岸苏军重炮的轰击。但是第三联队运气好，正好这时下起了倾盆雷雨，苏军无法观测弹着情况，所以总算在晚上八点钟到达了733高地。而玉田美郎大佐的第四战车联队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被苏军炮火给炸昏了头，干脆回头向东了，而且没和任何人打招呼。最后到了733高地东北面的757高地，但除了他们自己就没人知道其所在位置。那些工兵们扛着炸药兴冲冲地去炸桥，结果迷了路，钻到了两块外蒙军的阵地中间，被交叉扫来的重机枪压在沙草窝子里抬不起头来。不是还有12门炮么？那可是富有时代凝重的炮——用马拉的，好不容易躲开苏军的炮火，绕开陷马脚的沙窝子，到了3日凌晨三点才到阵地阵地一看，哪是什么733高地，是731高地，在733以北5公里呢。歇了一会儿，那个倒霉的山县联队也来了，原来大哥不笑二哥，也走错了路。
就这样所谓机甲部队从一开始就支离破碎，散了。说实话安冈真要是自己带着人马聚成一团直扑河又而去倒也不一定炸不了桥，但到了现在就只能各自为战，自祈多福了。
到了733高地的第三战车联队发起了一次在整个二战史上都很少见的攻击行动：坦克夜袭。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来日本陆军就有夜袭的作战传统，从上到下开口就是夜袭肉搏，好像只要会了这两件法宝就无往而不胜了。这回好，连坦克都来夜袭了。可是大白天都无法协调行动的日军装甲部队，晚上如何行动法？结果是733高地没拿下来，自己几乎损伤过半。但行动的结果是终于走到了731高地的边上，和山县联队会师了。
这边会了师，那边第四战车联队又撤到后方去了。原来他们瞎打瞎撞到了757高地以后就地和惊炸了营的外蒙军干了起来，打掉外蒙军的十几门炮，十几辆装甲车，两辆坦克以后溜之大吉了。
安冈终于找到了第三战车联队，说现在大家团聚了，先去打731高地。由于山县联队的拖拉，一直到中午12点15分才出发，出发后刚刚十五分钟，吉丸清武大佐的坦克就被苏军的钢琴线给绞住了履带，只能下车逃命，刚下车就中了苏军狙击手一枪，正中脑门，去靖国神社报到去了。
在第三战车联队已经全毁了的时候，安冈还在作着攻占河又的美梦。甚至在第23师团主力已经开始回渡哈拉哈河东岸的时候，安冈还在忽悠山县武光：“小林已经带着酒井的第72联队过来了，你再不努力，功劳就要被人家抢去了。”
小林少将是带着步兵团回来了，但那不是去和山县武光去抢河又的渡口，而是河对面呆不住了被赶回来的。回来的那个叫惨，渡河时师团参谋长大内孜大佐被苏军炮弹直接击中，炸得找不到完整尸首。而且刚刚回来就得到噩耗：接到安冈的命令前去攻渡口的第四战车联队在755高地中了苏军埋伏，山县联队这次可没有见死不救，拼了命把损失了三分之一的第四战车联队总算救了出来。可是自己却几乎残了。
安冈的机甲兵团也已经残废了。
就在这个时候，离河远了又神气起来了的小松原师团长于7月5日又发出了个古怪命令：“所有部队统统到安冈支队已经控制了的731高地集合，将正在逃窜的外蒙军彻底消灭”。这又是怎么回事？原来还是侦察机的报告，说哈拉哈河和胡鲁斯台河交汇的三角地带的苏蒙联军有撤退的动向。
到现在已经不可能查清真相了。那位飞行员的手记中说：“大量装甲车辆有缓慢向东往三角地带集中的趋势”，怎么到后来会成了“有撤退的动向”这件事成了千古之谜。一般的人都往辻政信身上想，因为这种偷梁换柱的把戏和他的气质挺吻合的，但没有确凿证据。
现在不是追击逃敌的时候，首先把河东被打得七零八落的各部队位置搞清楚就是个最艰巨的任务。苏军的空袭加上炮击，电话线接不起来，通讯兵早就死伤过半了。派传令兵吧，花时间不说，十个传令兵里活不下来两个。老毛子打肉搏不行，但是枪法极准，本来对面朱可夫带的就是狙击部队，当然有枪法出众的狙击手了。专打军官，通讯兵和传令兵。弄得日本人成了聋子哑子和傻子。
关东军，不，应该说日本陆军从成立开始，第一次进入了防御作战。四个步兵联队经过死拼，在7月中旬左右才在苏蒙联军面前摆开了防御的架势。
日军最薄弱的作战就是防御战。因为没有打过，陆军大学校的祖师爷梅克尔少校也没教过。就记着“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这句话，成天和苏蒙联军打近战，打肉搏，让苏蒙的坦克，大炮派不上用场。这么一来，苏蒙联军倒确实是在慢慢地退却。
但是朱可夫可没想着和日本人干耗下去，他正在增调部队，抢运物资，想抢在入冬之前解决这个问题。
日本人也不想干耗，堂堂皇军居然被昔日的手下败将弄得一筹莫展那还行。俗话说黔驴技穷，这时候的黔驴还有一计没使出来呢——用炮兵。你不是炮火强吗？那玩意皇军也有，一拉炮绳炮弹照样出去，今天要你们老毛子见识见识皇军的大炮。 7月6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发布了编成炮兵团的命令。由从日本内地动员的第一师团所属野战重炮兵第三旅团（配备了16门九六式15公分榴弹炮，每基数50发炮弹的野战重炮兵第一联队和16门九二式10公分加农炮，每基数60发炮弹的独立野战重炮兵第七联队）加上原驻黑龙江穆陵的满洲独立重炮兵联队（6门八九式15公分加农炮，每基数30发炮弹的）编成，团长是关东军炮兵司令官内山荣太郎少将。除了以上配备以外，这个炮兵团还有第23师团所属的野炮第13联队的24门三八式野炮，每基数100发炮弹，三八式12公分榴弹炮，每基数60发炮弹，再加上第三旅团还带来了独立野战炮兵第一联队的一部分，八门每基数100发炮弹的九零式野炮八门。
这就是关东军在诺门罕所使用的全部75口径以上的大炮，共计82门，炮弹准备了5个基数。准备打三天。这次派到诺门罕来的第一和第七野战重炮联队是日军野战重炮中的精锐，大炮全是汽车拖的，号称只要三小时就能把苏蒙炮兵全部消灭。
理由呢？不知道，好像是“应该是这样的”，想必“皇军面前无敌人”吧。
这叫真正的夜郎自大或者叫井中之蛙。
他们面对的苏蒙联军在哈拉哈河西岸高台上的重炮就有92门，东岸还有包括12榴在内的各种炮172门，再加上253辆坦克上的76mm平射炮。
最重要的是，苏军的炮弹无限量！日军一个基数的炮弹，苏军不用两分钟就能打完。对面的苏联第57狙击军团下属的三个狙击师全部炮兵一分钟能打出66吨炮弹，而日军一个基数的炮弹才只有82吨。
再加上训练的差异。日本陆军的训练确实精良，但炮兵的训练很可疑，由于训练经费的问题和日本国内缺乏训练场地，上阵的日军炮兵没有一万米以上的射击经验，这和已经用一万米以上射程打了一个多月的苏联炮兵比起来一开始就已经输了。再加上日军配备的火炮本身的质量也很有问题。
比如九零式75口径野炮，是采用法国施耐德（SCHNEIDER）公司的75mm FIELDGUN设计。射程达到14,000m，可以说在射程，精度上是当时世界先进水平。但是原设计采用的是复合炮身(compound laminated tube)，当时日本的材料技术和制造技术无法实现，只好请法国人更改设计，最后采用的是单片自增压炮身(one pieceautofrettage tube)。这种炮身在连续射击时会造成炮弹前后翻滚——不知道要去哪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次在诺门罕才知道的，在最大射程上连续射击会造成炮架断裂。
除了这些问题之外，还有更加重要的一个问题：日军不但没有步炮协同的实战经验，也没有这方面的训练，根本就没有想过这方面的问题：炮兵是炮兵，步兵是步兵，井水不犯河水，有关系吗？日本军队的不和不仅仅在陆海军之间有，一个军种的不同兵种之间也一样。
出动炮兵倒不是辻政信的主意。首先一个小少佐还没有能力动员炮兵，其次辻政信和所有步兵一样不相信炮兵，你看小松原师团长就强烈反对使用重炮兵：“炮兵有多大用处没打以前谁都不知道，现在步兵在哈拉哈河东岸表现还不错，为什么要大批投入重炮兵？真要用重炮兵也应该由步兵控制使用。”
关东军作战课长寺田雅雄大佐的回答是：“这次使用以重炮兵为主体的作战方法是植田司令官的意思，如果能消灭哈拉哈河西岸高台上的敌人炮兵，驱逐西岸的敌人就没有问题了”。用“关东军司令官”的名字来堵小松原的嘴。
会不会有人觉得奇怪？有炮火支援有什么不好？到现在为止不是不管是步兵还是装甲兵一直被苏军的炮火压得太不起头来。这小松原还反对使用重炮兵，是不是小松原被苏军的炮火给打糊涂了？
这里面的原因很多，首先小松原不想放弃战场的指导权是个因素，其次小松原们头脑里根深蒂固的精神万能的思想在作怪，认为武器的因素是次要的，只要有“爱国心”和“敢斗精神”，什么武器上的差异都可以克服。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从这个因素出发，小松原的想法也没有大错。
要说明这个因素，得讲一下从7月5日第23师团步兵团回渡哈拉哈河以后的实际战斗结果和炮兵团提出的作战方案了。
从7月4日以后，陆续回渡的第23师团步兵团就接续被打残了的装甲团在哈拉哈河东岸展开。这个展开真是用一寸土地一寸血的代价进行的。没有炮火装甲和飞机掩护，连饭都吃不了，水都喝不上的日军步兵们确实称得上是一流的士兵。
日军采用的战术是最拿手的“夜袭”。因为晚上飞机飞不起来，大炮看不见目标，坦克也动不了。所以日军都是乘晚上摸上苏蒙联军阵地，而到了白天苏蒙联军再反攻，就这样的拉锯。在这种拉锯战中，日军在缓慢地前进，苏蒙联军则在缓慢地后退。大内参谋长在回渡时被炸死以后，第71联队的冈本德三大佐胜任第23师团参谋长，第八国境守备队的长野荣二大佐接任。苏军在胡鲁斯台河南岸的仁台附近有两条浮桥，被日军称为东渡和西渡。这个长野支队居然在7月14日炸掉了西渡，并且占领了东渡以后渡过哈拉哈河，在河西两公里处展开。须见大佐的第26联队也前进到了日军从开战以后一直在朝思暮想的河又的苏军桥，正准备渡河。
当然损失很大，关东军的阵亡数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五千人了。
而且关东军也不知道对面的朱可夫在干嘛。朱可夫回忆录里是这样写的：“我们需要运输6500吨空军弹药，15000吨油料，4000吨粮食，7500燃料和4000吨其他物资。运输这些物质需要3500辆卡车和1400辆油罐车，而我们只有1724辆卡车和912辆油罐车。
8月14日以后国内调拨了1250辆卡车和375辆油罐车给我们，但我们还缺526辆卡车和113辆油罐车”。
朱可夫在犯愁没有卡车，他不知道他是多么奢侈。关东军包括出了故障不能开的卡车在内一共就只有750辆卡车。
所以在没有准备好最后进攻的准备以前，朱可夫只能和日军打拉锯战。而苏蒙联军的步兵质量是远不如日军步兵的，所以苏军只能节节败退。虽然日军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是这时候的战场应该说是日军占了上风。
就在这种有利局势下，关东军居然要求步兵后退。 太长懒得看 ..路过灌水 太长 是长~还米有发完~但素耐心看完你会笑死~ 还没完。。。日。。。不看了 都不看啦~那偶不发了 我在看...
文中的都是人才..... 这么长
不看... 有一个人在看偶都发~继续 要求步兵后退的理由是皇军炮兵打起炮来没个准头，步兵不后退保不准炮要打到步兵头上。不管这个命令是怎么荒唐，步兵也只能服从。因为“皇军”是天皇的军队，应该听天皇的命令，而上官是天皇的代言人，上官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岂能不服从？所以日本军队里是没有“抗命”这一说的。当然这是现在，后来就有了，英帕尔作战里面就有了师团单位的抗命行为。
步兵退了回来，当然苏蒙联军也跟着又回来了，这边炮兵也做好了准备，7月23日早上6点半以后在苏军炮兵的例行炮击以后，先由航空兵对苏军炮兵阵地进行轰炸以后日本重炮兵开始炮击了。
炮击的效果怎么样？当时日军驻诺门罕的炮兵分为两个炮兵群，第一炮兵群由三个重炮兵联队组成，其余火炮归第二炮兵群。我们来看看第一炮兵群指挥官，后任诺门罕炮兵团长畑勇三郎少将的纪录吧：
“殷殷炮声惊天动地，震撼着蒙北沙漠。第一线的步兵们，看见盼望已久的威力重炮兵的连续隆隆齐射和敌军阵地上升起的滚滚尘烟，不由得欢腾雀跃，拍手叫好。
炮兵首先进行了大约三十分钟的效力准备射击。目的达成后，八点开始效力射击，经过预定的两小时以后还认为（效果）不理想，又追加了一小时。
终于对敌炮兵的战果呈露了出来，敌炮兵被我压倒，沉默了下来。11点开始步兵勇跃地进击。炮兵主力在压倒震骇步兵面前的敌人阵地的同时，继续保持对仍在喘息的敌炮兵阵地的强压，帮助步兵能够一意专心地进攻。
敌人炮兵阵地在我集中强大火力的攻击下，人员作鸟兽散，停止了射击。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又复活了火力，或者观察到从其他阵地开始射击。
但是敌人的十五加农炮部队完全没有转移阵地，而且从一直在连续射击上看，可以做出这种缺乏移动性的火炮肯定被十分坚固的共事所掩护了起来。”
扣掉一开始的吹嘘就可以看出，动用了精锐重炮部队进行的所谓“新战法”，完全没有任何效果。
这三个小时是皇军打得最奢侈的了。一下子把所有五个基数大约一万发的炮弹全打掉了，从此开始又没米下锅了。辻政信回忆说：“步兵的欢呼声未落，敌人炮兵的还击开始了，我们打了一万发，敌人那天还了我们三万发，步兵刚刚开始进击，就遭到了从未有过了猛烈炮击。”
第64联队第三大队长金井塚勇吉少佐的手记是这样记载的：“敌军炮兵的有效射程在三万米左右，能够从哈拉哈河左岸地区向我炮兵阵地进行有效射击。而我炮兵的射程只有一万五千米左右，炮弹无法命中敌炮兵阵地，在中间就掉了下来。所以用望远镜很清楚地可以看到敌人炮兵阵地上炮兵在操炮时甚至光着膀子，没有任何掩护。
敌人弹药十分丰富，能够密集地破坏战线，使我军炮火沉默之后破坏我军步兵阵地再出动装甲部队陷我军于形同全裸之境地。
我炮兵有效射程如能与敌匹敌，弹药丰富，绝不会输于敌军。但是我军炮兵无法继续补充补给，除第一天一万发之外，每天每门就只有15发的弹药。”
金井塚身边每天有几个名为“直协炮兵队”的炮兵军官来联络步炮协同作战，早上九点钟来上班，下午三点钟回去。让他们加加班也不干。一天，金井指着正在换防的苏军装甲部队对炮兵军官说：“现在是好时机，请你们帮帮忙。”
回答是：“今天的炮弹全打完了。”
除了火炮的性能质量之外，航空兵的对于苏军炮兵阵地的侦察和观测的可靠性根本就不能指望也是很大的一个原因。侦察机的飞行员质量本来就很可疑，再加上现在连这些可疑的飞行员都快没有了，整个第二飞行集团都快没有了。
诺门罕战役中是关东军首先使用航空兵力的。早在5月13日第二飞行集团就从海拉尔起飞轰炸了哈拉哈河东岸的外蒙古军队，后来又轰炸了外蒙古的达姆斯克空军基地，战果都不错。
和装甲部队一样，日本陆军对航空兵力的态度也很奇怪。1932年6月6日才成立关东军飞行队。可是1931年10月8日下午1点40分关东军就以12架轰炸机轰炸过锦州这是怎么回事？有不少人以为那就是“关东军飞行队”干的，其实不是。这12架飞机里面是八八式侦察机六架，石原莞尔中佐亲自乘坐的一架客机和五架20天前“爱国将军”张学良刚刚送给关东军的轰炸机。关东军仅仅扔了75颗25公斤的炸弹，就把张爱国少帅学良将军吓得拉了一裤裆，连滚带爬地逃进了关内。
关东军航空兵的诞生和成长壮大，充满了“爱国将军”张少帅的滴滴心血。以后随着规模的扩大，在1935年12月2日“关东军飞行队”改称“关东军飞行集团”，接着从1937年8月2日开始又改称“第二飞行集团”，后来从1942年4月15日开始改为第二飞行师团。
“第一飞行集团”一个多月以前的1939年6月1日才刚刚成立，所以当时的第二飞行集团是日本陆军仅有的飞行集团，集团长仪峨彻二中将，下属119架作战飞机。面对苏联航空兵的151架战斗机和116架轰炸机。
和装甲兵炮兵一样，关东军的航空兵也处于数量上的绝对劣势。但和装甲兵炮兵不同的是关东军的航空兵处于质量上的绝对优势，无论是飞机的质量还是飞行员的训练质量。开战初期，关东军航空兵是连战皆胜。空袭达姆斯克基地是如此，空战也还是如此。
但是和粗鲁蛮硬的外表相反，老毛子的战略战术其实非常柔软。初战的失败立即引起了苏军统帅部的高度重视，从莫斯科派来了48名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老鸟飞行员和机械师分析原因，指导改进，参加作战。老鸟们找出了菜鸟们的主要问题是经验不足，长机和僚机不能配合，基本上是单独行动。而单独行动时单翼的I-16比日本的97式速度快但是回旋性能不好，而双翼的I-15回旋性能好但速度太慢，于是提出了I-15和I-16配合的作战方案。
关东军航空兵除了拥有数量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补充数量。日本军队在二次大战时期的军工生产方面始终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始终不能在可以控制质量的条件下进行大批量生产。要么干脆生产不出来；要么生产的东西不错，但无法大量生产，零式战斗机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们不知道质量控制的意思是保持质量的稳定，而不是仅仅追求精雕细作。
飞机是这样，飞行员也是这样。关东军确实拥有一批技术高超的老鸟飞行员，但是俗话说：“众手打死老师傅”，关东军的飞行员技术再好，架不住连续出击带来的疲劳，因此从6月22日以后日苏的空中优势逐渐就翻转了过来。
更加重要的是，关东军航空兵在作战指导哲学上的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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