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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军援南越--- 一段失落的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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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4/2003/14:21 华夏经纬网
【台湾《全球防卫杂志》月刊6月号报道】题:《中华民国驻越建设顾问团——一段失落的军援越面秘史》
1973年1月27日,南越在美国的压力下与北越在巴黎签署《巴黎和平协定》,并达成《停火协议》,2月17日协议生效。依照该协议规定,所有美国和其他驻南越的外国军队和军事人员必须在同年3月底前全部撤出南越,台湾驻越军援团自不例外。不过在南越要求下,台湾仍以“驻越建设顾问团”名义秘密派驻军事顾问。由于事属机密,加上很多资料在建设团撤离越南时焚毁,建设团在存在几乎成为失落的历史。
军援南越 协助整军
打开台湾援越史,其实台湾派遣军事顾问赴南越时间甚早,最早的军事顾问团,就是1960年由当时的政工干部学校(政战学校)校长王升率军事顾问组成的“奎山军官团”。
1960年,当时的南越总统吴庭艳受邀访问台湾,受到台湾热情接待。吴庭艳并参观台军演习,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在与蒋中正及蒋经国谈时,两度要求台湾派遣一位将军前适往越南,协助军队整建工作。
同年底,台当局同意吴庭艳所请派遣由王升任团长的7人军官团赴越,协助南越军方建立政战制度,即“奎山军官团”。当时因越南共和国(南越)成立不久,军官阶级都相当低,“国防部”各署长、海空军“司令”和陆军师长大都只是中校,因此台湾军官团还特别将团员军阶降一级。驻越期间,军官团协助南越军方成立政治作战研究班等班队,代训干部,并于1962年1月5日完成任务返台。
1964年9月1日,南越国防部长兼三军总司令陈善谦上将,发函给台湾“参谋总长”彭孟缉上将,正式邀请台湾派遣军事顾问团赴越。“国防部”立即成立“中华民国驻越军事顾问团”,以邓定远中将为首任团长,全团共15人,于10月8日飞抵西贡。
军事顾问团除了在南越政战总局及所属各局派驻顾问外,还从1966年7月开始在各战术区司令部派驻顾问,隔年3月,又在海、空军司令部派驻顾问,使顾问人数增为31人。由于当时除了美国外,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与菲律宾等国都陆续派兵援助南越,因此南越政府特别成立“自由世界援委员会”,台湾也获邀参加,因此1967年2月台湾军事顾问团改为“中华民国驻越军援团”,团长也改称司令,当时的团长徐汝楫已是第三任,成为了第一任司令,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司令为姜献祥。
台湾顾问团和军援团驻越期间,协肋南越军方成立政战总局、建立各级政战组织、开办政战教官班,创建政战大学等。台湾驻越军援团是在1973年3月12日离越返抵台北,结束为期9年的援越工作。位于胡志明市的前南越总统府独立宫(现已改称统一府)地下作战指挥中心还留有一张越文的“1968后越南共和国各同盟国驻越军队统计表”,其中即标明“中华民国”派驻人数为31人,为台湾驻越军援团留下历史见证。
台湾驻南越大使馆在1967年曾遭越共炸弹攻击。当时台湾政府非常重视援越工作,为助越军和美军作战,特选派胡琏将军任驻越大使,胡被列为越共暗杀对象。越共攻击当天上午,胡琏正在大使馆内主持例行会议,越共就在胡琏身后引爆炸弹,整个后墙被炸裂,所幸胡琏并未受伤。负责暗杀的越共竟是一名华裔女子。
经这次教训,台当局决定在西贡自建大使馆,为一宫殿式建筑,有独立庭院,还特别加强防护功能。目前台湾前驻越大使馆建筑仍存在,并改为越南政府机关办公室,不过年久失修,已不复当年亮丽。
台湾驻越人员除了胡琏被列为越共暗杀对象外,当时“国安局”驻越代表高洁也因身份暴露,被列入越共暗杀名单。“国安局”驻越代表负责督导情报局和国民党大陆工作会在越活动,主要任务是发展电讯情报、监听北越飞机通迅,尤其是解放军飞机活动情形,所以“国安局”在南越的监听站是设在靠近南北越边境的顺化。虽说只是监听,但有一次因顺化监听站成员一时大意,竟自己上街买菜,引起越共分子注意,结果使得监听站遭越共突击,损失惨重,后来这个监听站就搬到砚港。
空运美军 不惜代价
除了军事顾问外,台湾也曾派遣援越空运队,于1965年11月25日抵达西贡,空运队由空军34中队成员组成,首任队长为赵任侠中校,初期全队共有飞行军官7人、机械士3人和C—46运输机2架,由台湾驻越军事顾问团督导,协助南越社会部空投救济物资,并执行深入敌后的人员物资 运载、空投空降、电子侦测等特种任务,每3至6个月,由空军总部派一架飞机来越换防,使空运队机组人员能轮替返台,飞机也能进厂维修。不过至1967年8月,援越空运队殉职组员多达25名,含飞行员17名,士官8名,折损C—123运输机3架。
另外,在南越政府卫生部的邀请下,台湾也在1966年派遣援越医疗队,全队医师护士共10人,工作范围为南越中部的平顺、平绥和宁顺等省,也都由军事顾问团负责督导。
另外,在援越中也曾扮演重要角色的就是中华航空公司。1962年时,刚成立3年的华航在西贡成立“南星办事处”,接手中情局在南北越丛林空投运补的特种任务。随着越南战事的白热化,大量美军投入越南战场,华航南星办事处业务也日渐繁忙。在越南战地从事运输任务的这段时间,华航南星组员遭遇的危险可说是援越各单位之冠,除了飞机本身的机械故障等问题外,还有飞机中弹、撞山等意外,其中以不知来自何处的地面炮火威胁最大,甚至还有两组人员是被越共的肩射防空导弹击落。
面对中南半岛的战事,台湾除了派遣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南外,也曾军援柬埔寨、老挝,甚至马来西亚。不过受限于“国力”,台军援中南半岛国家大都以军服、钢盔、通讯器材为主,也有少部分的枪械弹药;另外,“国安局”也曾援助收发报机和发电机等通信器材。
1973年南北越签订《巴黎和平协定》后,所有援助南越的外国军队和军事人员必须全部撤出,越战彻底“越南化”。不过久经战乱的南越政府在孤立无援的情形下,希望台湾驻越军援团能继续协助,台当局基于共同反共的立场,决定军援团以“驻越建设顾问团”名义继续留越援助。
建设团任务仍以延续过去军援团协助南越军方政战工作为主,以政训、心战、安宁、社会为工作重点。较特别的是,建设团还推动“克难生产”。因为建设团发现南越政府军经常久驻一地,很少调动,大都与军眷同住。南越久经战乱,广大肥沃的土地大多闲置,建设团于是利用团内经费购买玉米种子、农药、农具,提供越军及军眷参与农垦。由于农获所得皆归部队和军眷所有,除可改善部队和眷属生活外,部队也会为保护自己利益而拚命作战。不过才推动一年多,南越就亡国,实在可惜。
由于建设团是机密计划,因此团员皆是便服,且行事低调。当时南越仍是战区,很多团员都不敢让家人知道要派驻西贡,只好骗说要到日本琉球美军心战班受训,直到半年后首次休假回台才告知。在西贡,团员上街都结伴而行,且身揣手枪以防万一。由于团内生活纪律要求严格,并无太多娱乐,和住在和尚庙没有两样,团员有时只好绕着团部庭院慢跑发泄精力,戏称为“拉磨”。另外,团部后方为一高中女校,有些团员有时也会站在二楼阳台上看看女学生“望梅止渴”。
当时建设团团部位于西贡韩国公园附近,为一法国殖民式建筑,为前驻越韩军司令官官邸,现改为越南农业科学协会办公室,外表已破旧不堪。
西贡陷落 落荒逃亡
虽然南北越签署《巴黎和平协定》,不过从1973年到1975年初,越共仍攻势不断。1975年初越共经过两年的整补,在1月4日发动攻击,一举攻占位于西贡东北临接柬埔寨的福隆省,接着于3月上旬在中央高地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作战,3月10日占领中央高地重镇邦美蜀,阮文绍总统下令自中央高地撤退,使局势完全改观,揭开南越50日亡国的序幕。这段日子也成为建设团团员永难磨灭的回忆。
当阮文绍下令弃守中央高地,台湾派驻该区的部分顾问来不及搭机逃出,只好混在难民群中,辗转逃回西贡。3月29日岘港弃守前,台湾顾问在兵荒马乱中冲出人潮,分别搭上最后一班南越军机和美军军舰返回西贡。
这些顾问回到西贡,都只剩身上的衣服,非常狼狈。这时团部也将其余派驻在外的顾问全部召回西贡团部。4月5日蒋总统过世,建设团就以此名义,让大部分团员回台,只留下包括团长、首席参谋官、侍从官和负责译电的团员陈兴国。
4月初边和沦陷后,西贡已听得到炮声。4月8日早上,南越空军一名飞行员叛变,驾机轰炸总统府独立宫,总统府内有2人丧生,弹着点就在独立宫直升机停机坪,现在还被用红漆圈出,而炸弹破片就陈列在旁供人参观。陈兴国当时就站在阳台上亲眼目睹。
西贡沦陷前已有越共渗透展开破坏,而团部卫兵已撤离,留守在4人只好紧闭大门,晚上则分睡团部二楼四个角落的房间,枕头下压着手枪,床边靠着卡宾枪,床下则摆着一箱子弹,一旦越共来袭随时进行殊死战斗。后来情况也显示,建设团确实已被列为越共暗杀队的对象,因为团员常去就医的西贡“六邑医院”的副院长为一华侨,团员就医时都热情接待,不过后来西贡沦陷后才发现这名副院长竟是越共间谍,可见建设团员身份皆已曝光。当时团员因任务在身并不感到害怕,但真要拿手枪和卡宾枪对抗越共的AK—47,只怕凶多吉少。
4月15日,大使馆转告美方通知要准备撤离,陈兴国立刻发电报请示“国防部”准予撤离,他已预感西贡很快就不保了。“国防部”回电同意撤离后,四人即着手焚毁带不走的文件。由于当时先返台的团员大都认为只是暂时回台避避战祸,还会回西贡,因此所有的文件档案都留在团部,使得最后撤离时无法全部带走只好焚毁。这些档案和文件总共烧了3天,十余年来台湾援越的很多珍贵档案就此化为灰烬,只有少部分带回台湾保存。
4月18日,四人在越共的炮声中搭乘华航班机回台,台湾援越工作正式画上句点。3天后,刚下台的南越总统阮文绍也飞抵台湾,4月26日,台湾“大使馆”人员随着最后一班华航班机撤离越南。4月30日上午10点45分,两辆北越坦克冲入独立宫,南越亡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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